曾经批量制造过死亡的五月，注定将会是中国人心中永久的伤痛，同时也是罪恶制度疯狂嗜血的又一次明证。地震将至，政府网站居然发布“避谣”信息，对险情秘而不宣；“专家曾明确预报汶川地震但遭到压制”；震后几十个小时了，救援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；这边灾情严重、人命关天，那边竟称“未适宜接待外国救援队协助搜救”……愤然！
从古至今，嗜血者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，利刃、长矛、坦克、枪炮等等可以用来杀人，见死不救也同样能用来杀人，而黑暗制度更是岁岁年年杀人于无形。一年前的今天，天灾与人祸同谋，导致四川大量家庭绝门绝户。这分惨痛里，始终存在着两种挥之不去的理解：你可以理解为那些同胞死于地震，也同样可以理解为他们分明死于一场变相的杀戮。
在此前的行文中，我多次论及汶川地震无可置辩在我国的地震监测能力范围之内。说汶川地震并非单纯的天灾，在网上也不难找到连篇累牍的佐证，朱健国先生就曾于《议报》第355期发表署名文章，题为《专家曾明确预报汶川地震但遭到压制——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再斥中国地震局说谎》。香港《明报》近日又报称：“来自全国12个不同的地震有关部门的28名专家发表学术论文，罗列大量数据，驳斥国家地震局关于四川大地震不可预测预报的说法，强调地震是有前兆和可以预测的……”诡辩，无改血的事实！
然而尸横遍野之后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国内“权威媒体”夙夜匪懈歌功颂德，极尽狂欢之能事，“把灾难变成庆典，把哀伤变成喜悦，把问责变成感恩，把反思变成赞美，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，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。”（见《朱大可：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？》）时至今天，对于问责，中国官方上上下下鸦雀无声。
伪“和谐”的破旗之下，诸事怪异得如此可怖。不仅残杀无辜、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能通过强权压迫的方式“协商解决”，任由杀人凶徒逍遥法外，而且就连以碫投卵的地震将向众生袭来，也能政治为大，“稳定”为大，“和谐”为大，悍然剥夺民众的知情权。今天，我们为四川遇害同胞沉痛默哀，又何尝不是在为中华民族黯淡的前程而默哀？
5.12强震之后，绵竹市的有些乡镇白练横空，有幅白练这般写道：“孩子不是死于天灾，而是死于危楼！”痛失孩子的父母们拿着用手一捏就化为粉末的水泥块，怒道：“看看，这就是给我们孩子修的学校！”教育部门手持高收费、乱收费的利刃，年复一年百般宰割国人，给纳税人的回报竟是让国人的孩子在豆腐渣工程中批量死亡，并荼毒着子孙！
畸形的体制，必然导致公权的严重病变。这么多年来，公权病变得见死不救，并不止于汶川地震。在看病难、上学难、买房难、就业难、申冤难的泥泞之路上艰辛跋涉的国人，又有几人没有成为黑暗制度变相搜刮、掠夺乃至变相杀戮的对象？就连体制内的男女，不也概莫能外？如此，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，人在中国，你许多时候只能是自求多福。
大量原本鲜活的生命如今已是化为累累白骨。而许多苟活着的中国人，在人世间走了一遭，不过是服了一趟苦役，他们活得是如此的艰难，且常怀各种恐惧。他们没有免于贫穷的自由，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……因为他们的苦难来自于体制性的压迫和羞辱。民不堪命，惨象万千，“解放”前的反饥饿反迫害，近年正不断重演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
因为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人数而被抓捕的谭作人，被扣上的罪名又是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”。这不能不令人再次产生这样的疑问：一党独大之下的中国，其“国家政权”的定义和内涵到底是什么呢？难道“国家政权”的责任和义务里，竟也包含了草菅人命与掩盖真相？难道国人尝试着将国家权力导入正轨，便已然穷极无聊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”？
我们今天在为遇害同胞沉痛默哀的同时，也为法律的蒙羞、人性的沦丧、公权的沉沦等等，感到揪心之痛和万分可悲。从法理上讲，国家权力作为保障国家尽可能呈常态运行的保洁机制，对于是与非、对与错，更要有起码的认知和判断。倘使缺失了这种起码的认知和判断，只知道一味“耍狠”，那么国家权力与恶棍有何区别？与无赖有何分别？
看病难、上学难、买房难、就业难、申冤难等等，残害国人不是一年两年了，公权的决疣溃痈也已是旷日持久……国家百病丛生，不致力于解决问题，而着力于掩盖问题，这将永远无助于官民对立情绪的冰释。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更何况是十几亿人的泱泱大国呢？此情此景，除了择善而行，还能有别的选择？
然而许多话即便出于善意佛眼佛心，在专制的王国里也多说无益。倘使苦口婆心就能改变中国，那么四川的那许多家庭，在一年前也就不至于绝门绝户，我的独生子廖梦君也就不至于到今天还死不瞑目……正是一次次血与泪写成的现实，就这样不断擦亮着我们的眼睛，使世人前所未有地看清了独裁制度的暴戾恣睢，从而更加崇尚民主、自由和人权。
残暴是残暴者的自焚炉。一年前的那次天灾和人祸并施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惨痛的记忆，同时也让更多的国人抛却了某些曾有的幻想。中国人民尽管习惯于忍耐，但任何人的忍耐都会有一个起码的底线。站在记忆的废墟中为遇害同胞沉痛默哀之时，你或也想到了泰戈尔的那句话：“因此我还有希望——不是破碎被修补，而是一个新的世界要涌现。”
写于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