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质坚硬也好，盘根错节亦罢，和某些玩意相比，其实还算不得梗顽不化。譬如在阳光照耀不到的文明沙漠，专制和残暴一旦混合，成了其主要构成元素，又有了无耻与无赖这样两种保护层，就通常厚比城墙，而且硬度“坚不可摧”。一个显见的例证是，20年的千呼万唤，再加上20年的血泪浇灌，光阴流驶得年深岁久，竟换不来暴政的一段柔肠。
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，让许多和平请愿的学生倒在了血泊中，之后20年竟雨夜无声，惨遭屠杀者至今得不到起码的告慰。中广新闻网日前有消息称：“有外国记者问，中国是否会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死难者道歉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说：使用（道歉）这个字并不合适。他还说，中国过去20年发展证明，中国用军事行动干预六四动乱是正确的。”
我能理解马朝旭“代表国家说话”时的身不由己。马朝旭若受了良知的驱使，坦承那次屠杀是罪恶的，反倒成了真正的新闻。我无法理解的是，即便身不由己，难道你非得就这么说话，就不能有别的委婉一点的表述？就非得再次伤害？只要人性的光辉不曾黯淡，人世间对淌血的心灵当是感同身受的。对于近乎绝望的天安门母亲，我尤其是感同身受。
当真是“伟大的、光荣的、正确的”！用坦克、枪弹铁血镇压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，为力保专制格局不惜图穷匕现，穷凶极恶到了杀人的地步，干出了令人发指的绝人之后的勾当，沉淀至今，仍称“用军事行动干预六四动乱是正确的”！马朝旭没有自己的儿女吗？假若他的子女在那次屠杀中也不幸死于非命，他是否还会说那次的屠杀是“正确”的？
何为“动乱”？破坏军人的荣誉感，利用强权命令军队把枪口指向人民的儿女，疯狂嗜血，使整个国家从此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霾，令多少人就此粉碎了曾有的红色信仰，让多少家庭在那次屠杀之后无尽饮泣，悲声载道，这不叫动乱，而大学生们不过是依法和平表达了一回诉求，反倒成了“动乱”了？杀人竟然杀出了“正确”，杀得振振有词了？
用“中国过去20年发展”，反证当年“用军事行动干预六四动乱是正确的”，论证何其苍白，犯的是常识性的逻辑错误。那年学生和平请愿，不外乎是要求社会改良，呼唤民主、自由和惩治腐败，有何论据表明，假使学生们当初的愿望达成了，中国就不能更加井井有条，从而取得更大的辉煌？环视当今世界列强，有哪国抱残守缺，仍为专制格局？
仁政和暴政最大的区别所在，就在于对天赋人权是否保有最高层面的敬畏和尊重。因了政见不同，就绝人之后，就悍然调用军队凶狂剥夺手无寸铁者的生命权，这不是“人民政府”该干的事，这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行为，是没有进化的原始人行为，在国际上这叫作反人类罪！到现在不还遇害者公道，依然为屠城叫嚣“正确”，试问暴政的柔肠何在？
无可否认，暴政的执行者也乃肉体凡胎，而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，他们无疑会有决策失当之时，对一些重大的失误，也该当会有所反思。他们一样为人父母，夜深人静时，想想那些当年倒在了血泊中的孩子，他们或有深深的自责和懊悔。最起码，当初要制止“动乱”，并非只剩流血一途，再不济还可把学生们强行带离广场，难道非得大开杀戒？
错了就是错了，诡辩于事无补。要赢得世人的谅解，并致力于人心的回归，焉能自作聪明，把世人视为白痴，强行树起“正确”的牌坊？诡辩蒙敝不了世界。“因为需要才有法律，但需要自己却不服从法律”（绪儒斯），继续这样“正确”下去，不但令人看到法律蒙尘，还会让人进一步想到国家和人民正被一党独大所劫持，而国家权力同样被劫持。
1926年，当局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，段祺瑞惊悉惨案发生，急奔现场，面对死难学生长跪不起，随后严厉处罚凶手，并颁布抚恤令，之后他终生食素，以示愧疚、忏悔。可20年就这样在凄风苦雨中飘摇而过了，敢问当局，又为六四死难的学生及其家属做了些什么呢？这20年来的风风雨雨，以及必要的反思，怎就换不来你们一段该有的柔肠？
是的，我鲜于看到你们的柔肠，世人也同样看不到你们的柔肠。那次流血事件发生之后，绝人之后的恶性事件仍有发生，无辜遇害者同样得不到起码的告慰。这个“法治国家”的人权状况日趋恶劣，郭泉、刘晓波等等良心人士因文被捕，老教授孙文广、弱质女流刘沙沙等为民主呼号，竟遭暴打……这种种惨象，令人艰于视听，并陷于忧思和愤怒。
再来看所谓的“中国过去20年发展”，这叫什么“发展”啊！“发展”的背后是国强民弱，国人普遍被强行推在了看病难、上学难、买房难的泥泞之地，在生存绝境的边缘苦苦挣扎。许多国人在野蛮强拆的浩劫中，失去了赖以栖身的家园。多少农民在强行征地之后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。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传承，20年来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……
只要不是盲人，就不难看到“发展”的背后和着十几亿人的血泪，而逼良为娼、逼出人命之事时有发生，此乃有目共睹之事实……国人活得犹如苦命的工蜂，这难道就是中国所要的“发展”？杀鸡取卵之后，再拿什么去“发展”？把人心伤到冰点时，又拿什么去温暖？在家门外拼命炫耀着“崛起”，国人却不认可这“崛起”，“崛起”又有何意义？
发展绝不意味着掠夺和藐视人权，也绝不意味着不见柔肠只见“耍狠”。当人心批量流失时，哪怕“崛起”到了外星球，“崛起”的大厦也乃筑于沙滩之上。廖祖笙人微言轻，马克思的话你们应当愿听吧：“既然掠夺给少数人造成了天然的权利，那么多数人就只得积聚足够的力量，来取得夺回他们被夺去的一切的天然权利。”这何尝不是告诫啊。
萧伯纳说：“仇恨是弱者进行报复的宣言。”网上热议邓玉娇不甘遭受强暴怒杀淫官，照例是警句迭出的读本，只看怎么去解读罢了。而此前发生的杨佳事件、瓮安事件等等，在互联网上一片“欢腾”，也不外乎是一个病变已久的国家在危机四伏中，从社会底层已发出了某种可怕的怒吼。假使依然认为“耍狠”就能令行如流，那只能说明不知痛痒。
不少暴发户发达之后，在脱胎换骨的转变中，不是“发展”得挺好吗？他们在待人接物中不但注重外表的修饰，也注重着内在的提升，能够日渐表现得有文化，有修养，有礼貌，也表现得更加愿意显露自己的那段柔肠。为什么一个国家在经历了六四那样的剧痛之后，在自认为“发展”得还不错的时下，却毛手毛脚依然故我，而且总是这般坏脾气？
历史教训应当吸取。纵览古今中外，行暴政者几人能有好下场？翻开古籍，但见商朝末年，纣王无道，残害忠良，结果导致四方诸侯群起抗暴，暴君在众叛亲离后以火自焚；公元前213年，秦始皇听信谗言，将民间所藏《诗》、《书》和诸子百家之书悉数焚毁，次年一怒之下，在咸阳坑杀儒生460多人，结果“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元来不读书”……
再看海外：前罗马尼亚最高党政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压制民主，屠杀百姓，终于导致罗马尼亚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，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；伊拉克前独裁暴君萨达姆残害无辜，多行不义，造成民心尽失，在遭到正义之师讨伐时，就连所谓的“共和国卫队”，竟也弃暴政而去，一夜之间作鸟兽散，暴政眨眼被推翻，萨达姆随后被推上了绞刑架……
不论何时何地，暴政或能蹂躏人民于一时，不能蹂躏人民到永远。文明终将替代蛮荒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，此乃亘古不变的历史定律，并不因某个暴政的猖獗一时而更改。执政党以及政府该当承载公共价值、情感、权益、信仰等等神圣的品性，在任何时候都来不得自甘堕落，也来不得破罐子破摔。有些时候，仁政和暴政的距离，不过就是一步之遥。
20年光阴换不来一段柔肠，连句暖人心或是婉转些的话也没学会表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进化过程极其缓慢，骨子里还是对强权政治抱有所向披靡的野蛮心态，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作以人为本与社会和谐，这不仅是当事者的悲哀，更是国家和民族的大痛。“往者不可谏， 来者犹可追。”学会捐残去杀，学会从善如流，中国始能静听永恒的谐音！
写于2009年6月2日
